曾：林先生曾经加以比较：中国哲学主张象在形先，西方哲学强调形在象先。

此势有两种可能性:良善的风气助成人的天真、性情的自由展现，助成真正的逍遥;败坏的风气阻碍、压抑人的性命各归其正所，使得逍遥不再可能。关键词:庄子;逍遥游;鲲鹏寓言;重言 作为一个思想形态的开端，《庄子》第一篇《逍遥游》的思想深度与规模厚度体现了整个庄子思想的深度与厚度。

不仅如此，人间(人与人之间)也是气息贯通、彼此互动的，人间世正是人与人之间基于气息的连通指引而形成的生活境域，世间惟风力所转，而风斯在下。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逍遥的核心问题不能绕开此气。鱼与鸟，对于人而言，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扬土曰尘，尘之细者曰埃。

崔云:‘天地间气蓊郁似尘埃扬也。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我们可以从王、刘、黄、戴各自对气的不同定义，作为他们建构各自理论的出发点，其道德推演是由普遍到个别或由个别到普遍的两种不同方式，得到表1: 从表1可以看到，虽然王、刘、黄、戴的气论哲学建构出不同形态的儒学，但是理学的四种深层结构依然成立。

如何能看清楚从清初到清末的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思想的分分合合呢？这就需要分析以下两个基本因素的组合：一个是推动儒学变化的内在动力，另一个是外部因素，即社会大变革对道德意识形态事功能力的需求。如你当回事，你则是皇帝的师友。刘、黄师徒都认为盈天地皆心也、心即一气流行，刘宗周着重气易受扰动的流动性，提出慎独工夫论。首先，常识理性赋予考据经典的权威性。

在戴震的传人中，以被称为一代通儒的焦循(（字理堂，1763—1820）最有影响。必须指出，船山不是不讲天理人欲之辨，而是认为理乃是气运行中的法则、规律。

今天中国主张自由主义的学者大多仍然承袭着这样一种思想模式。文字狱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对整个社会的伤害，影响深远。由此可见，BC从18世纪末开始勃兴，其方方面面先后涌现，一直贯穿整个19世纪。接着，中国发生了宪政危机和军阀混战，出现严重的社会整合危机。

但是，由于现代社会是由不同的民族国家组成，每个国家的认同都与民族主义相关联，因此，如何评价各种民族主义理论，至今仍是一个十分重要却很困难的理论工作。如果杨、墨在坚持各自学说的同时，只要杨子能思兼爱之说不可废，墨子能思为我之说不可废，这两种学说也就符合孔孟的忠恕之道，而不会被视为是异端了。家仍然是社会组织基本细胞，而国不再是家的同构放大，在没有血缘关系人之间的社会组织原则就不能再完全套用儒家伦理了。《孟子字义疏证》中，戴震通过考辨《孟子》的字义来论证圣人讲的道德是什么。

蒙元灭宋，满人亡明，分别建立了元、清两个大帝国。但是，清兵一入关，一手大开杀戒，扬州十曰、嘉定三屠，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与顾、颜一样，他注重学习礼乐兵刑、赋役农屯及泰西水法等实用学问。顾炎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调查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总结国家兴亡的知识，对他个人来说，还是反空谈的修身方式。

这时，考据学已陷入僵化、细碎化，今文经学开始复活。在中国儒学史上和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型中，这一思维模式极为重要。以往，儒学以三代为理想社会，或持退化观，或持循环观，并没有进步观。他指出浮气、浮质、浮性、浮想这四浮合成妄根，是产生微过的根源。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曾指出考据学有不同师承和流派。由致用的需要而去通经，这一点不难理解，但为什么通经必须去做文字考古呢？这也是由常识理性规定的。

第二是信而好古，需辨析经典版本的先后。因此，刘宗周自信地说，孔子相传的修身心法，一是慎独，二是慎独，别无他法。

他说，治春秋阐发微言大义，是要以为民坊，规范民众的是非观念。清末出现的激进反传统烈士精神，演化为对革命乌托邦的追求，成为新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

儒学很注重划分正统和异端，儒者常攻击不同于己见的人为异端。所以，可以把明清之际出现的这些新思想视为近代传统，是19、20世纪近现代思想结构的预演。

如你不担当治天下之责时，可视君为路人。大约十年前，台湾东海大学丘为君教授要我为他的《戴震学的形成》一书写序，我在序中引用了一位俄国诗人的诗句：他起来的时候，四周皆为黑暗，这是一个醒得太早的人。这一时期，程朱理学是官方意识形态，民间学术思想主流从学术经世走向乾嘉考据，两者并无冲突，并行发展。如果视心为无善恶的本体，致良知就会流于禅学的空，又如何能致良知？由此，刘宗周另立四句教为：有善有恶者心之动，为善去恶者意之静，知善知恶者是良知，为善去恶者是物则。

这些大儒不但为清代树立出做人的典范，也开创了全新的学术方向。他们深怀亡天下之痛，沉痛反思，深深自责。

现今我大清一统天下，所承之统，为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像吕留良那样的逆贼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 雍正这一套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如果儒生承认儒家伦理是普世的，好像不能不接受儒家天下观。必须注意，乾嘉考据作为学术思潮是从第一阶段OA演变脱胎而来。

在中国思想史上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只要深感普遍之理的压迫，就会倾向常识具体主义，并不需要师承。梁启超称赞阎若璩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

凌廷堪从字词考据上给予理学致命一击。在清代，正因为官学的压制，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失节事大、饿死事小的禁欲主义深入到基层，形成社会风气。他说，理气浑为一体，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是未分化的公共之物，人欲则是它分散后，落到某一具体之处所而显现的，是一己之私。从1900年起，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分化，思潮澎湃，波谲云诡，思想大潮汇集涌向新文化运动。

因此，朱熹著《周易本义》卷首的九图，皆不是《易》原典所有。在理气关系上，他认为一理可分化为万殊，由万殊又至于一理。

六十二岁时，他应邀主持河北肥乡县漳南书院，提倡兼修文武，宁粗而实，勿妄而虚、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因此，我们可以称戴震哲学为常识具体主义。

第三阶段为应对内外交困的时局，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思潮互相激荡，在经世思潮下可以是合流的。此后，陆续编了多种大型经世文编。